下馬鄉這裡地勢崎嶇不平，自古以來就民風彪悍，盜匪輩出，之所以被稱做「下馬」鄉，就是剿匪的官兵到這裡不能騎馬了，才因之得名。
解放後，這裡的匪患鬧到五八年才徹底平息，這還是採用了「只究首惡，其餘不問」的策略，否則的話，鄉里的自然人口減員三分之一都未必剿得平。
等文革開始之後，陰平縣有人提出要清算下馬鄉山民手上欠著人民的血債，結果一夜之間，無數青壯漢子持起獵槍重艹舊業，搞得前來清算的紅衛兵小將們死傷狼籍，一時間無人敢再踏入下馬鄉。
最後還是鳳凰地區和陰平縣的革委會先後確認，下馬鄉這裡屬於人民內部矛盾，這陣風波才逐漸平息。
後來又是有軍隊響應號召前來「支左」，不過當時的群眾團體都是左派，部隊本想是「一碗水端平，支左不支派」的，但事實上還是搞成了支派，這次下馬鄉被卷了進來，遭受了慘重的損失之後，山民們再次嘯聚山林充當了綠林好漢。
直到「十年浩劫」結束，好漢們都沒出山，再次平靜就是79年的事兒了，那還是縣政斧借著落實政策的機會，放出了「自首不究」的風，又號稱再不聽話就要調來軍隊圍剿，後來又誘捕了幾個名聲響亮的傢伙，三管齊下，才將局面穩定了下來。
自此，下馬鄉成了陰平人提起來就頭疼的地方。
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，為了下馬鄉的鋁土礦，也為了馴服這些悍勇的傢伙，縣政斧撥款修了一條路，這裡的經濟狀況開始好轉，下馬鄉才逐漸擺脫了留給別人的「土匪」印象。
鋁礬土能外運了，下馬鄉這兒風波再起，隨著各路亡命紛紜而至，山民們頭一次發現，原來這世界上還有比他們還不怕死的主兒。
幾番較量之後，亡命徒們逐漸在下馬鄉站住了腳，開始劃分各自的勢力範圍。
嘗到厲害之後，山民們也不想跟外來的勢力叫陣，畢竟現在的生活條件改善不少了，而且平安的生活也是人人都嚮往的，可是這些外來勢力一旦過分地壓榨本地人，那也絕對沒好果子吃。
打大仗山民們打不起，但時不時地挖個陷阱放個冷槍，幹掉個把兩個落單的傢伙，那是輕鬆至極的事情。
這些外來勢力領教了「土匪之鄉」的厲害之後，倒也不敢再小看這些老實巴交的山民了，像現在採用的就是「拉攏分化」的策略，每個勢力里都有那麼一部分本地人。
現在陰平警察局的一干領導倒是跟那裡沒什麼關係了――最起碼擺在明面上的是沒有了，不過，一般警察不湊上二三十個也不敢去那裡，至於下馬鄉派出所的警察，那就徹底地同各個勢力沆瀣一氣了，大事兒不管只管小事兒。
安道忠足足花了十分鐘，才向陳太忠解釋清了這種混亂的局面，到最後嘆口氣，「那個地方，不治理一下，也確實不行了。」
「那就派武警唄，」陳太忠哼一聲，才轉回正題，「對了老安，這件事你跟誰透過風聲？我不是說要保密的嗎？」
「你可冤枉死我了，你不讓說，我怎麼敢說啊？連馬區長那兒我都沒透漏風聲，」安道忠登時叫起苦來，「這兩天我一直在辦事處出方案呢，等一下就好了，我拿過去給你看……」
那會是誰打的這個恐嚇電話呢？陳太忠就琢磨開了，他不能忍受這種赤裸裸的挑釁，完全不能忍受，無論是出於尊嚴，還是出於對這種鬼鬼祟祟的小人的怨念。
想了想，他還是給古昕打了一個電話，報上了剛才搔擾自己的電話號碼，「你幫我查一下，靠，敢恐嚇國家幹部，還反了他們呢！」
對這種事兒，古昕也沒敢耽擱，馬上就派出了人手去查，同時還支使了一輛警車停到電機廠宿舍附近，安排了倆小警察在那裡喝茶看報紙。
對那些窮凶極惡之徒，他還是相當了解的，陳太忠本事高，倒是不怕別人搔擾，但是陳父陳母卻是老實巴交的工人，萬一被人惦記上，就可能釀成慘禍。
當然，按說只是一個恐嚇電話的話，陳太忠的父母是享受不到這種保護的――誰知道是不是有人吃飽了撐的沒事幹，瞎打著玩呢？
可古局長肯定不會這麼看問題，萬一出事怎麼辦？那可是陳科的爹媽，陳某人大年三十一怒之下召集了兩百多個混混，在電機廠宿舍院兒里瘋狂打砸，這件事在系統里已經傳遍了。
就連道上的人也知道，電機廠那兒出了一條了不得的好漢，是鐵手都要巴結的主兒。
調查結果很快就出來了，電話來自長途汽車站附近的公話，這裡雖然人來人往的客流量比較大，但是今天才正月初九，還是比較冷清的，所以電話攤主記得打電話的人。
「是一個年輕人，戴個眼鏡，個子有一米七二左右，長得白白凈凈的，穿著……很薄的皮西服，五個扣的，今年最流行的那種款式，大概能值個一千七八……」
調查的警員哪裡有時間聽這種無關大雅的細節？登時就打斷了他的話，「你見到他往哪兒去了嗎？還有，他攜帶著什麼樣的包兒？」
年輕人沒帶包，是空著手來的，打了一個電話之後，攔了一輛計程車就揚長而去了，並沒有多說什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