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有什麼安排？
吃過早飯，我幫他洗刷了碗筷，對馬叔說。
村裡的你已經見過了，咱們今天到城裡看看吧，天氣也好，看看我們縣城的風貌。
好吧，我說。
我們便開著車上了馬路，三十里的路，半個小時就到了。令人驚奇的是，整個街道上我們轉來轉去，車都停的滿滿的。一直到南大街的街頭，才有幾個空車位，我們把車停好，鎖上門，便來到了街上。
我們是從南邊來的，南大街好像是最繁華的一條街，也是最長的一條街。街道兩旁，店鋪林立，風格各異的牌匾，掛在店鋪的上面，造型別致，名字新穎。街道非常整潔，幾步遠就立著一個垃圾桶，全是那種小型的桶。環衛工人們身穿環衛服，手裡提著掃帚和垃圾袋，不停地巡視著，只要有一片紙張，一點垃圾，很快就會收拾乾淨。一輛垃圾車播放著環衛工人之歌，緩緩地駛過來。店鋪兩邊的工作人員很快便自覺地提著垃圾袋垃圾桶，走到垃圾車跟前，倒進裡邊。歌聲停下後，便開始播放環衛公司的規定：垃圾車定時回收垃圾，要求人們不要把廚餘垃圾和自己屋子裡邊的垃圾，倒進垃圾桶里，而要等車過來以後，倒進車裡直接收走。街面上不再放大型垃圾桶，希望經營戶們要愛護環境，積極配合。
這還真有點都市風格，我看著馬叔叔說。
確實是，他說，以前就是那種大垃圾桶，敞開口子，誰家也想倒垃圾，但誰家也不願意把垃圾桶放在自己家門口。常常因為這個跟環衛公司的人頂牛。現在好了，這些小垃圾桶，都是一般垃圾，沒有那種散發著臭味的廚餘垃圾。人們反而自覺自愿地向環衛部門要垃圾桶。當然了，這也有兩面性。
有什麼壞處嗎？
我問他。
流浪漢和流浪狗，這下就斷了他們的糧食了。他說，現在的流浪狗和流浪漢，要比過去的縣委書記的生活條件還好，這下他們可享受不上這麼高水平的生活條件了。就從垃圾上也能看出社會的巨大變化，完全是今非昔比。
這怎麼說呢？
我驚異地望著他。
過去任何一家的垃圾堆里，包括飯店裡食堂里，都不可能有剩飯剩菜倒出來的。就算是有，也絕沒有過油肉肉炒麵，大魚大肉這樣的東西。麵條都是兩攪面，有一半粗糧。而現在你到那個車上看看，最差的盤子也是炒豆腐，炒莜麵。縣委書記家，也不可能經常吃到的。普通老百姓連想也不敢想，連窩窩頭都吃不飽，有這麼多好吃的，還想倒掉？那是要犯天條的，叫暴殄天物。我們古代的人創造了這麼一個最厲害的名詞，就是要反對浪費的。但現在，浪費最大的就是飯店，流浪漢和流浪狗天天吃的都是食堂里的東西。
我們正說著，見前面真的有一個流浪漢，在垃圾桶里翻找著吃的。但他確實很失望，這些小垃圾桶里確實沒有什麼可吃的。
現在社會福利這麼好，怎麼還有流浪漢？他是外地的嗎？
我困惑地問。
不，大叔說，他就是我們本地人，還有三間平房，老婆好像離婚了，但他是有孩子的。
那怎麼沒人管呢？孩子不管，政府部門也沒人管呀？
我說。
他不讓管呀，你給他把西裝穿上，讓他住在宮殿里，天天吃著大餐，他還會逃跑的，還是要撿垃圾吃。這是他的生活方式，他這樣就非常快樂，我們不是講什麼幸福指數嗎？顯然他認為他的幸福指數是很高的。
他是不是開玩笑說。
我不相信，您在開玩笑。
真的，他說，現在的社會保障體系非常完善，無兒無女的五保護，政府全部兜底，生老病死全部管。他們的生活水平比我們一般人都高，根本用不著撿什麼垃圾吃的。只是這個人是腦子受了刺激了，跟幾個兄弟姊妹分財產的時候，受到了不公正地對待，一時想不開就這樣了。他用這種方式活著，也許才能找到心理平衡。要理解這一點，媒體上不是報道有一個著名的流浪大師嗎？你作為記者肯定知道。他還是國家公務員，讀的書很多，腦子也不糊塗，而且還有工資。但他就願意選擇這麼一種生活方式，還成了網紅。這恰恰是我們社會進步的標誌：每個人都可以按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，不缺德不違法，怎麼做都是對的，快樂就好。想必這個人是快樂的。你到垃圾桶里看看，垃圾桶里扔了的那些衣服，隨便一件都要比他穿的衣服好得多。他完全可以撿起來穿到身上去。但他偏偏就要穿著破衣爛衫。渴了也不會喝人們給送的礦泉水，卻在水洦洦里用手掬著喝雨水。他不願意跟我們這些俗人一樣過世俗的生活，也許他還是一個高人呢。
我被他的幽默逗笑了，跟這樣一個老人在一起，一點都不覺得有代溝感。我想一想，他真說得有道理，那個網紅流浪大師，完全可以驗證他的判斷。
我們邊逛著邊談論著，他的思維，他的知識，他對人生社會的分析，令我非常驚詫。感覺他絕對是一個有思想的人，而他的思想是建立在讀了無數書的基礎之上，特別是那些人文類的書籍，要不然他就不會有這麼深的見解了。
我是個車盲。他說，一個小小的縣城，居然有十二家車行，現在的年輕人幾乎人人都有車，有車有樓房，是現在年輕人結婚的標配，少一樣都不行。房價車價都是年輕人給拉起來的，你看看街上有多少車？我都不知道這些是什麼名字。在我看來，所有的車都是一個樣子。你們叫小轎車，而我們以前叫圪蟆車。
什麼叫圪蟆車？
我困惑地問。
這是一種形象的叫法。你看這小轎車，一個一個都像癩蛤蟆，我們把蛤蟆叫圪蟆，小轎車當然就叫圪蟆車了。
你們可真會想像，我笑著說，我和他挨著看了一遍，一直走到鼓樓跟前。我對他說，車很雜，什麼牌子的都有，日系車和國產車多，還有少數幾輛是寶馬和奔馳，你們這貧困縣的人真有錢。
我感慨地說
這個叫藏富於民。一旦新的國家制度建立，首先要輕徭薄賦，休養生息，而不是橫徵暴斂，強征強購。我們幾千年的光榮傳統，現在又重新做到了。過去林說國富民窮。他還真說得對：國家造原子彈，造人造衛星，支援第三世界人民，三年困難時期還大量出口糧食，甚至還購買黃金，說明國家並不窮，是老百姓特別是我們農民窮。可現在，連狗也許要比過去農民的日子過得好。
你這怎麼說呢？我驚訝地望著他。
這可不是我胡說，這是真的。我表妹家的寵物狗，它居然能分清五毛錢的火腿腸和一塊錢的火腿腸的區別：如果是一塊錢的火腿腸，它就吃；如果是五毛錢的話絕對不吃。而我們小時候，別說小時候了，就在我年輕的時候，連火腿腸是什麼都沒有聽說過，更沒有見過。你說現在的狗，不比我們當時的日子過得好嗎？當然，我這話可能會惹出麻煩的。咱們不要跟狗比，就跟人比吧。《水滸傳》中的武大郎，那可是那個時代的弱勢群體。但他每天吃著吹餅，回到家還炒盤子，還有漂亮的媳婦，住著樓房。儘管房子是租來的，但他的日子絕不比我們現在的人過得差。而要跟改革開放以前的農民相比，人家簡直生活在天堂上，恐怕縣委書記也沒有他的生活好。
我抬起頭想了想，他真的說得很對，的確是這樣。
你真是能注重細節，我感慨地說，還有哪些地方能看出我們現在比過去變化大嗎？
那太多了，比如，過去人們辦婚喪大事赴宴，不願意跟小孩子坐在一起。因為他們不懂得禮儀，只要盤子一端上來，很快就一搶而空，大人根本搶不過他們。可現在，小孩子們都懶得去赴宴，根本不願意吃這些大餐，寧可在家裡吃自己的。即使赴宴跟大人坐在一起，也吃上幾口就走了，沒有誰會搶著吃的。過年也沒有過年的味道，原因就是我們天天都在過大年。因為過年就是為了吃頓好吃的，吃一頓餃子。現在餃子還稀奇嗎？花上幾塊錢就可以在超市買上一斤餃子，煮一下就能吃。沒有強烈的願望，任何東西都失去了它原有的價值。這恰恰能證明我們現在不差錢了：不差食品，不差衣服。現在很多人過年，自己根本就不做了，在飯店吃飯。那更有錢更講究的，旅遊過年，到外地甚至到外國去過年。我們這裡現在也能辦簽證了，有很多人出國。當然經濟條件還不是那麼太好，很多人出國是去看望孩子的，因為孩子在外國留學。
他感慨地說。
我想了想，還真是這樣。
正說著，我們來到鼓樓跟前。鼓樓像一座塔一樣佇立在四條街道的中心，總共有四層。外牆呈棗紅色，基礎是古磚壘起來的有四五米高。第一層是一個方形平台，四個立面正對著四條大街。第二層以上是木質結構，雕樑畫棟，飛梁斗拱，造型奇特，色彩鮮艷。四個角的龍脊上面掛著四個風鈴，微風吹來，叮噹作響，好像給喧鬧的街道伴奏著音樂。四條涵洞貫穿期間，直通東西南北四條街道。洞門口立著幾個宣傳牌子，有消防部門的防火防震宣傳，有學校升學情況的通報，還有環衛公司的垃圾分類宣傳。
他凝神望著高高的平台上面，神色凝重地說，現在不讓實行個人崇拜了，要不然，我一定在這幾個平台上，塑造三個銅像，以表達我的心情。
你要塑造什麼人的像呢？
我看著他說。
你們央視媒體不是常常說，中國人民有三個「起來」嗎？
他反問我說。
是的，我說，站起來，富起來，強起來。
有三個國家領導人，正是讓我們實現了三個「起來」的：鄧小平，胡主席，習近平。鄧小平分了地，讓我們站了起來；胡主席給我們免了農業稅，還有各種補貼，讓我們富了起來；習近平給我們辦了醫療保險，養老保險，土地確權證，退耕還林，幫助貧困戶脫貧，讓我們強了起來。這都是在改革開放以後的事情。而在改革開放以前，說句難聽的話，我們農民完全就是趴著走的，而我連趴著走的權利都沒有，完全就是跪著走，爬遃著走的。三個「起來」跟我們沒有一點關係。但這想法，恐怕是永遠實現不了了，我只能心存感激。
他由衷地說。
我看著他幾乎有些虔誠的樣子，完全理解了他的想法。雖然他的人生經歷只講了不到一半，但我完全了解了他的過往，實實在在就是這樣的。經歷是人生最好的老師，如果沒有他那些真實的經歷，他是得不出這樣的結論的。這是一個農民發自內心的，由衷地吶喊。不摻半點假，沒有任何虛偽的高調，只是發自內心的最真實的情感。
我們正說著，只見鼓樓北面，離我們不遠處，是一處公交停車點。有一位老人正拄著雙拐，艱難地坐在旁邊的椅子上，好像在等著車。他的一條腿斷了，只有半截大腿，在等車的間隙，他從口袋裡掏出手機來，仔細地翻看著。我見馬大叔的目光，也落在他身上。他指了指那人小聲說，你知道他是誰嗎？
我怎麼知道？我知道他故弄玄虛，只好反問他。
他可是我們縣大名鼎鼎的軍長。他笑笑說。
你別逗了，我以為他跟我開玩笑，這是個軍長，打死我也不相信。就這樣一個人，他連個村長也不像，還說是什麼軍長！
我堅決不相信。
不跟你開玩笑。他說，他的確是個軍長，還當過七天縣委書記，他們那個軍叫6792軍。我要提醒你一下，這是個年月日。
哦，讓我想想。我突然想了起來，差不多叫了起來，你是說，文化革命，造反派，這個派成立於1967年9月2日，我說得對吧？他就是這個軍的創立者，當然就是軍長了。
你可真聰明，讓你當記者真是作對了。他是當時血氣方剛的青年，師範學校的應屆畢業生，學生會主席。想一想他當時的號召力有多強。他成立了這樣一個組織，很快就發展成好幾千人。不到十天，他的組織就造了縣委和政府的反，奪了縣委書記的權，把縣委書記也軟禁起來，他自己當上了縣委書記。不過，好景不長，另外成立的一派叫115師。這你想必也知道，他是林的軍隊，很快把他們趕跑，師長當了縣委書記。後來又有個三八派，三八派是保皇派，有政府支持，把兩個造反派趕出了縣委。三八派的頭頭掌了權，保護縣委領導。如果就這樣下去，大家還能相安無事。但兩個造反軍團極不相容，互相殘殺開了。他們就在這個鼓樓上邊，每家裝了一個高音喇叭，站在上邊散發傳單，展開辯論。後來發展成推搡武鬥，這位軍長就是被人從鼓樓上搊下去的，摔斷了一條腿。他們兄弟相殘，給了保皇派極大的機會。三八派趁機派民兵把兩個造反派趕出了縣城。只要抓住就把他們關在群眾專政指揮部，嚴刑拷打。因為三八派掌管著全縣的民兵武裝，民兵們都是有武器的。造反派的總部在師範，三八派就帶領民兵攻打造反派總部。我的一個表姐夫當時也是民兵，他們半夜裡攻打進去。一般的人都放了，每人拿一個大手電，只抓當官的。但當官的有人掩護著早跳牆逃跑了。所以，也沒有抓住什麼人。但大家都收穫了不少戰利品，我的表姐夫是一個牡丹牌收音機。那是當時的奢侈品，質量非常好，他用了幾十年，一直聽到兩千年才壞的。
從那以後，我們縣城就是三八派一家獨大。造反派就像過街老鼠。半夜偷著回來看一下家人，也得趕快逃走，不然就會有居民舉報，三八派就會把他們抓起來關進群專指揮部。所以，別看那時社會非常混亂，到處都在打人殺人，我們縣城卻非常平靜，連一場真正的武鬥都沒有。就是因為這位軍長的一條腿，換來了三八派名正言順地鎮壓，其他兩派，全部消失得無影無蹤了。人民實在應該感謝他，應該給他記一大功的。如果沒有他的犧牲，不知道會送掉多少人的性命：寧做和平犬，不做離亂人。就像伊拉克，伊拉克人民我想是非常懷念薩達姆的。
我吃驚地睜大了眼睛，真沒想到還有這樣的事！雖然我沒有經歷過那場浩劫，但我從各種渠道也了解了它的慘烈性，但沒有想到在這個小縣城，居然會風平浪靜。
所以，他接著說，偉大領袖看到文化革命太亂了，他就動用軍隊，讓軍隊來支左啊。但大家都是革命者，都是造反派，誰是左派？誰是右派？完全就是難為軍人的。軍人也沒法分別，他們只能支持一派，打壓另一派。但到了我們縣，723布告公布以後。我記得有一個翁團長，他帶他的部隊軍管，到我們縣沒事幹。因為不管什麼派，我們縣只有一個派，叫三八派，而三大派又是保皇派，原來的所謂X一個也不少。他只好自任縣委書記，支持唯一的三八造反派，非常輕鬆地沒有動用一兵一卒，就完成了他的使命。
我聽著他講過去的事情，真是一驚一乍的。在那個慘烈的時期，這裡居然是一個世外桃源。難怪人們活得這樣安逸寧靜，X在他們這裡還沒有真正地發展起來，就已經自己結束了。而結束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的軍長被人從鼓樓上推下來了，就這麼簡單。
也該給你們的鼓樓記在功勞簿上，我笑著說。
的確是這樣，他說，如果沒有這麼高的牆，他掉下來，也斷不了腿；斷不了腿就給三八派找不到藉口。藉口鎮壓115師的時候，也順便把他的6792軍也給收拾了，真是一舉兩得。雖然以後也有一兩次的反覆，兩個造反派聯合起來，在市總部的支持下，也有一兩次把失去的權力重新奪了回來。但始終沒有得勢，權力始終在保皇派的執掌之下，整個社會比較安穩，沒有發生過大的亂子。當然也死過人，不過不是武鬥打死的，大多是自殺的。特別是在一打三反和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。這實在是我們全縣人民的運氣。我們這裡風水好，什麼風吹過來，包括那所謂的X，在我們這兒根本就掀不起什麼風浪的。
他半是自嘲，半是自豪地說。
我們倆再看看，只見公交車開到跟前停下來，那位功臣，艱難地站起來，拄著雙拐，慢慢地上了車，用一張卡刷了一下，坐在最前面的座位上。等人們都坐好了，新能源電動車無聲無息地開走了。
他刷的是老人卡，馬叔說，坐公交車是免費的。他當年造反的時候，連公交車長什麼樣他都沒見過。可現在他坐的是免費公交車，還是新能源車，還用著智慧型手機，不知道他現在是怎麼想的。
他們那個時代的人，不管是工人軍人，還是紅衛兵造反派，都應該好好反思反思，到底哪個時代更優越更美好？要自己動動腦筋。
我思索著說。
的確是這樣，馬叔也附和著說。
我們繼續沿著北街往前走。來到當地最大的超市跟前。超市門口人流密集，摩肩接踵，熙熙攘攘。旁邊有一條小巷，一直通到外面的國道。巷口立著一個牌子，牌子上寫著「長壽巷」三個字。
他指著那三個字說，這個名字是這幾年才起的。其實原來根本不叫「長壽巷」，而是叫「賣柴巷」。我們當年幾個年輕人，半夜裡砍來的柴就是在這裡賣的。當天晚上就被拉到台子上當資本主義尾巴割了一回，還被扣了一天的工分。這是當年唯一允許做買賣的地方，唯一允許資本主義存在的地方。其他的你就是賣一顆雞蛋也不行。但是，只允許買賣柴火，其他的買賣一律不准干。只要發現，一律沒收東西，人也要被抓起來。這個巷子本來沒有名字的，久而久之，大家就叫它賣柴巷了。
為什麼？難道這裡是特區嗎？也在實行一國兩制？
我疑惑地問。
不錯，的確是這樣。他說，在我們剛起步的時候，用的是農村包圍城市，中心在農村，農民就是主體；而我們進了城以後，中心在城市，市民和工人就成了主體，農民就被邊緣化了。一切都圍繞著市民和工人來運轉：市民叫供應戶，糧食完全可以保障，粗糧細糧都有；在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口號下，工人簡直就是特權階級的化身。因為工人和市民都要生活做飯，他們的糧食和鈔票都有保證，跟農民沒有關係。因為他們的糧食是從國庫里領的，不是從農民的田地里購買的。他們對農民唯一需要的就是生活做飯的柴火。因此，就允許農民在這裡賣柴火，把他們的生食做成熟食。所以，一切主義，並不是絕對的，而是需要什麼主義，我們就利用什麼主義。儘管可以不贊成，但不一定不使用和利用！我們就可以從這條小巷的變化中，完全可以理解鄧小平白貓黑貓論的重要性了。在那個時代已經在使用了，只不過是只做不提罷了：對人家的統治有利的，錯的也是對的；對人家的統治無利的，對的也是錯的。這就是那個時代的特徵，無關乎主義，更無關乎路線。完全是人為地製造城鄉對立，工農對立——已經早已超過了差別的層面而是已經到了對立的層面了。
他意味深長地說。
可是，為什麼這樣一個深有紀念意義的名字要改成長壽巷了？
我非常地困惑。
這也是領導意志啊。本來政府要明確這些道路巷口的稱呼，做一些規範是好事。但名字是約定俗成的，不能隨便改的。據說這個巷兒裡邊有個長壽老人，活了一百多歲。領導一拍腦袋，就把它改成了長壽巷，好像這個巷子裡的人全能活到一百歲似的。我們家親戚，包括我認識的人，小時候大人給小孩子起名非常隨意。儘管他們上學後也起了一些正規的名字，但直到七老八十了，誰也不知道他們正式的名字叫什麼，只清楚他們小時候的名字。比如女孩叫嬬子，男孩叫流子。這是兩種表示性別的稱呼。根據他們的排行，比如老二是嬬子，就叫二嬬，老三是男孩，就叫三流。我認識的好多人中，都七老八十了，人們見了他們還是叫小孩的名字：二流，三流。要多難聽有多難聽，因為跟他們的孫子甚至是曾孫子和玄孫子的名字是完全一樣的。
他笑著說。
完全就是長官意志，我也跟著說，這大概也是你們這樣一個小城市的特色吧，領導就是一切，一把手的話就是聖旨。
你說得很對。
我們繼續往前走。只見在新華書店門口，一個垃圾桶旁，一位老太太正提著一大包衣服，一件一件地往垃圾桶裡面塞著。我和馬叔走到跟前，那些衣服還非常新，有內衣毛衣和外套。
怎麼這麼好的衣服就扔了？
馬叔問。
唉，老人嘆了一口氣說，不知道現在的人是燒的不行，還是這衣服就是壞不了。反正每年到新年，大家都要換新衣服，舊衣服就不穿了。箱子裡扔得滿滿的都是。我們也不想換衣服，但子女們說是要孝敬我們，也給我們買新衣服。不穿覺得不尊重人家，穿了，這些舊的全浪費了，只能往垃圾堆里扔了。心裡也覺得可惜，可實在是沒辦法。現在的人，有了幾個錢就燒的，不知道姓甚叫甚了。
老人邊塞邊抱怨地說。
馬叔和我對視了一眼，笑著說，您老人家不要往這裡邊扔了，我給您找一個扔的地方。出了北大街，有個小廣場，廣場旁邊放著幾個衣櫃，叫一家衣善，專門回收舊衣服和舊鞋帽的。你把這些舊衣服塞進去，掃一下碼還有積分。積分是可以換獎品的，還能幫助有需要的人，你扔在垃圾桶里還污染環境的。
老人驚異地望著我們，不相信地說，還有這樣的地方，還有人要舊衣服？
真的有的，他說，我們正巧路過，就帶你去吧。
老人又把塞進去的幾件衣服掏出來，又放進袋子裡。我順便往垃圾桶里瞅了瞅，裡面居然有一堆饃饃，甚至還有半袋白面，也許是放久了，變質了吧，我心裡想。
我幫她拎著，我們三個人朝北門口走去。
我們找到了他說的那個回收舊物品的鐵箱子。我們按照要求，幫老人把衣服分門別類地放到箱子裡去。只是她不帶手機，也無法掃碼。反正也是扔的東西，雖然沒有什麼獎品回報，不污染環境，有人把她帶走幫助別人，這也是值得的。
小廣場旁邊有一家信用社，馬叔說他要辦社保一卡通。我們走進去，見大廳里人擠得滿滿的，摩肩接踵，熙熙攘攘。有人跟工作人員吵著要號碼，工作人員說早就發完了。人們說昨天他們就排隊，今天也領不到，雙方爭吵不休。
馬叔看了一下，趕緊退了出來，跟我說，我真的不知道這些工作人員，又是專業人士，又有高學歷，這種辦事效率，我實在不敢恭維。我都來了好幾趟了，每次來都是這個樣子，我也不等了，等他們所有的人都辦完了我再辦吧。
這不是人太多嗎？我聽他好像也不滿，但覺得沒有什麼理由，沒有必要抱怨人家。
你有所不知，他說，我們和他們的矛盾，根本就不存在，他們完全是自己製造矛盾，給我們設置障礙，也給他們自己製造麻煩的。
您這是怎麼說呢？我費解地問。
這很簡單呀，他們的理由是，他們每天只能辦30個人，也就只能發30個號，發多了他們辦不了。可對我們來說，我們不是要強迫他們辦，我們要的就是那個號。我們有了號，號排到什麼，我們就什麼時候來，領了號我們就走了，根本不會找他們的麻煩。我領的是最後一個號，我難道能第一個來強迫他們辦理嗎？只要換一種方法，來一個人就給發一個號，領了號的人，只要輪不到他今天辦理，他馬上就會走人，多話都不會跟你說的，更不會跟你爭吵了。你把每天要辦的那個號，隨便列印一個條，貼在櫃檯上。有號的人來看一下，知道我今天辦不了。一天按30個算，我的這個號可能排到哪一天。我到那一天來，馬上就辦了。就沒有必要擠下這麼一大堆人，而且連別的業務也不好辦了。全是辦理一卡通的，就這麼一點道理，他們都不明白，我真替他們感到慚愧。
原來是這樣，我的這位大叔，我真的對他該刮目相看了，他一下就看出了問題的癥結，馬上能想到解決的辦法。
那你跟他們說一下不就好了嗎？我提醒他說。
我？他笑著說，你說我說的人家能聽嗎？能按我的辦嗎？這就是我們現在的機關作風。事事都要聽領導的，領導怎麼安排我就怎麼做：領導讓我到河裡洗煤球，我也要去洗，反正污染了河源河水，也是領導讓我乾的，對和錯跟我沒有關係。永遠不會想到我要創造性地去工作，自己動腦筋，自己想辦法。我這樣一個糟老頭子，我不想去找麻煩的。儘管這事跟我也有關係，我也是等號的那一個人，但我還得耐心等。我既不會跟那些脾氣暴躁的人一樣去吵，也不會把自己當成一個諸葛亮去告訴他們該怎麼辦：明哲保身，但求無過吧。毛主席的《反對自由主義》，我覺得是一篇最好的文章，這是他老人家裡邊的話。我就是那個自由主義者，當然也是我們的毛主席反對的那個人。
我微笑著看著他。這是一個有經歷的人，經過世事變故才有的深刻的生活體驗。學會自己哄自己，更要學會自保，自己保護自己，這是生活教給我們的人生準則。
廣場旁邊，緊鄰街面的一側，有幾家豬肉攤子。我和馬叔走到跟前，問問豬肉的價格，一斤12塊5，並不比北京的肉價低。
離開肉攤，我們沿著國道，在人行道上繼續往北走，國道兩邊其實還是街面，依然店鋪林立，人聲鼎沸。
你知道嗎？馬叔說，剛才你問肉價的那個人，那可是個名人的後代，世家子弟。
你就跟我開玩笑吧，我笑著說，一個斷腿軍長，現在有一個屠戶，世家子弟，你不會說他是從紫禁城裡出來的哪位王爺的後代吧？
差不多，他說，要論實力，當然不是王公貴族可以比的，但要論名氣，他的父親要比縣委書記和縣長的名氣還大。當然那時候叫革命委員會主任，人們不知道主任叫什麼，但絕對知道「一刀准」。
什麼叫一刀准？我疑惑地問。
就是一刀切下去，你要幾斤是幾斤，要幾兩是幾兩，一點都不會差的。他賣肉從來不用秤，肉案上放著秤，你可以隨便稱，半兩都不會差的，這個人就是他的父親。
哦，我明白了，你竟然嚇唬我，這叫殺豬世家。
我沒說錯吧，他得意地說，所以叫世家子弟。
你也許不知道，在改革開放以前，特別是六七十年代，在人們的思想觀念中，權力並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就是這些服務行業的人。他們是那個時代最厲害的特權階層，每一個行業都只有那麼幾個人壟斷著。全縣的每一個人離開他們你絕對辦不成任何事情。你只要吃一兩肉，都離不開這一刀准。那時候賣肉是帶骨頭的，骨頭的大小多少，全憑他的刀子說話，有關係的人，骨頭就少一點；沒關係，你就多一點。當大官的連骨頭都不會帶，只賣純肉：壟斷就會產生特權，只要有特權就有腐敗，什麼時候也是這樣。
他若有所思地說，在什麼都要票證的年代，每一個行業都有風雲人物，一個個都是大名鼎鼎。
有哪一些行業的？
我還真的不太清楚，因為我是個80後。
有屠戶崔，打鐵牛，鑲牙馬，糧票孫，鞔羅李，釘蹄成，劁豬吳，電影胡。當時的影劇院叫大禮堂，16毫米的電影放映機。16排座位是最佳位置，是專門給縣上的領導留的。如果領導不來看電影，寧可讓座位空著，也不讓別的觀眾坐，公開討好領導，行使特權。一個個都神氣活現，不可一世。我的那個侄子，他有個同學是百貨公司的售貨員，但他從來沒有求她買過東西。這讓他的同伴們非常討厭他，說他是死腦筋。如果他們有這樣一個同學，想買什麼能買不到呢？他們小時候因為買不到撲克牌，只能自己用硬紙板來畫。一副撲克牌居然要五毛錢，我們辛辛苦苦幹一天活，都買不到一副撲克牌的。就那樣還要走後門。那個糧票孫就是我昨天給你講的那個糧票大王，他姓孫。也許你根本想不到，到了80年代末，所有的票證都作廢了，他也下崗了。我在工地上打工幹活的時候，著名的糧票大王竟然跟我一塊在工地上，拿著一把鐵鍬攪拌混凝土，跟我們一起拉著繩子行硪，還時不時跟我們一樣要受工頭的齷齪氣。從天堂跌到人間來，終於跟我們這些最底層的農民，在一個起點上，在一個起跑線上，共同賺錢養家生活了。這也許是改革開放其中的一個成果吧：讓這些不可一世的人也成了普普通通的打工一族。我想，現在在網上，懷念過去的時代，借懷念紅太陽，借鍾馗打鬼，表達對現實社會的不滿，可能就是他們這類人。當然還有那工人階級，他們很快被我們農民取代了。有一個全新的名詞，叫農民工。我們農民總是在什麼最不值錢的時候，我們就選擇什麼樣的工作！在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時候，只要穿一身工作服，即使缺胳膊少腿，腦子也不好使的人，也能把農村裡邊最漂亮的嬬子娶去，當他們的老婆！工農差別，完全就是天壤之別。現在的農民工，把農民和工人綁在一起，工農差別一下子就不存在了。這大概是那最得意的人們最不願意看到的情況，而對我們來說，就像回到天堂上一樣。
他頗有感觸地說。
而我聽著，就像聽著一個傳說，一個遙遠的故事，聽得我一驚一乍的。好像離我們非常遙遠，其實根本就不遠，只不過眼前的這個人經歷過，我自己沒有經歷過吧？也說明我們這個時代變化是多麼的快，改革開放的成果是多麼的巨大：現在的撲克牌是一塊錢一副，按照過去的換算標準，恐怕得幾十塊錢了，真是不可思議。
我們邊談著邊往前走。到了一座橋跟前，站在橋上看，不遠處還有一座石拱橋，有五個孔洞，橋面上栽滿了柏樹和松樹，成了一個綠化帶，想必是舊橋了。
馬叔指著那個橋說，我也不懂，是不是這種橋是我們祖先的發明？這個橋都不知道有多少年了。以前洪水特別大，橋又特別小。洪水一來常常都要漫過橋面，但只把上邊的欄杆沖毀，整座橋毫髮未損。那質量真正的是好。現在的橋高了，但洪水非常少，再大的雨，連橋墩的三分之一都不到。不然的話，那舊橋可是一個定時炸彈，一旦擋住洪水的舊橋坍塌了，就可能把新橋衝垮，但現在水土保持得非常好，根本不會出現那樣的情況。
他可真是個細心人，沒有讓他當領導真是屈才了。我心裡想，這樣的問題他都能發現。真的，如果出現這樣的情況，確實是可怕的，當然，現在可能就是真的不會出現了。
過了橋是一個小區，都是統一修建的那種6層樓房。他指指那些房子說，你能想像出這個小區過去是幹什麼的？
我怎麼知道？我不是你們本地人，我也沒有經過那個時代。
我說。
過去是火柴廠。
他說。
什麼？你們這還有火柴廠，我不相信地搖著頭。
真的，他說，不僅有火柴廠，工廠太多了，你恐怕很難想到。
都有些什麼工廠呢？我說。
化肥廠，毛巾廠，電廠，水泥廠，農機廠，醬醋廠，餅乾廠，柄把廠，果脯廠，甚至還有汽配廠。除了軍艦，飛機造不出來，我們幾乎什麼也能造出來，他開著玩笑說，這些廠現在差不多全部變成了住宅小區，只生產人，不生產東西了。
怎麼會有這麼多的廠啊？我迷惑得很。
當時國家提倡辦五小工業，叫小而全，一個縣要不出縣城，就差不多全能自給自足，完全就搞成了獨立王國。而我們現在要求的恰恰相反，叫大而專，分工越來越細。就連我們農民農村也是，養雞的絕不養牛，養牛的絕不毓豬。如果一個家裡雞牛羊豬鴨，全都有，根本就賺不到錢的。所以這些工廠的下場和這些工人的結局，完全可以想得出來。這就是為什麼雖然他們現在吃著大餐，用著智慧型手機，坐著高鐵，領著不算多也足夠養活自己的退休金，很懷念過去時代的原因：我想這原因更多的是精神層面的，有存在感，價值感，被人重視，受人尊敬。現在就算是衣食無憂，沒人看得起他們；回憶他們燦爛的人生，不過就是光著腳，用腳來踩黑醬的原料，讓它更加均勻。哪個有勇氣說出他們的這些曾經燦爛的人生呀？
他笑著說。
你說什麼？你說做醬的時候是用腳踩的，開玩笑吧你？
我不騙你，全是真的。那些所謂的工廠，就是一些小作坊，全是人工做的。不用腳踩，總不能用頭頂吧？只是把腳洗凈就算了，反正腳洗凈以後，要比手乾淨得多。全縣就他們會做醬，不必擔心衛生，因為他們自己也要吃的。
算了吧，我說，聽著都叫人噁心。
當時還有一首流行非常廣的順口溜，真實地表達了那個時候人們的生存狀況，他說。
你說說看，我對他說。
醬不黑，醋不酸，電燈不明，街道不平；火柴沒腦腦，毛巾沒毛毛，把把盡壕壕；麵包賽過耐火磚，化肥還沒豬糞好。這是對當時人們生活狀況的真實寫照，也是對產品質量的準確評價：這都是民間詩人，大概幾千年前《詩經》里的作品都是這樣產生的吧？讓這些小作坊式的工廠倒閉，也是改革開放的最大成果之一。讓這些混日子的工人下崗，把鐵飯碗變成泥飯碗，由擅長端泥飯碗的農民代替工人光榮上崗，成為新時代的農民工。什麼崗位不值錢，我們農民就爭先恐後地去干：農民不值錢的時候，我們當農民；工人不值錢的時候，我們當工人。什麼時候市長不值錢了，也就輪到我們農民當市長了。如果說南方某個小作坊式的工廠倒閉了，也不能引起什麼反響吧？但小作坊式的國營單位倒閉了，就了不得了。工人下崗了，非常委屈，對政府非常重要，這都是體制的弊端。改革開放以前的體制，完全就是養活懶漢的，現在在網上表達對當今社會不滿的人，完全可能就是當時在這些小作坊上上班的偉大的工人階級。
他笑著說。
我們一路聊著，一路往後走，很快走到了我來的時候的廣場。他指著那廣場說，你也許根本想不到，這裡原來是一個非常大的河灣，聚集成一個水塘。夏天的時候是小孩的樂園，大家都在那裡洗盥，現在卻成了巨大的廣場，真是滄海桑田啊！
再往後走，路邊有幾棟房子，有一個三層樓的小院，門口掛著一個牌子，上面寫著嵎吉高速公路項目部，有不少人進進出出。
馬叔指著那個牌子說，又一條高速公路馬上就要開工了。原來的那條高速公路繞遠了，要到省城比國道還花的時間長。這條高速要開通了，到省城要縮短一半的時間，有兩個小時就到。你們看看地里，人們正在忙著栽樹，就準備開高速的時候讓高速賠償的。樹苗要比糧食作物賠償得多。這就是我們農民的狡猾之處，愛占小便宜。現在國家和政府給賠償得相當多，正常賠償就滿足了。一畝地要給到六萬塊錢。這是個什麼概念呢？一畝地如果種玉米，畝產按一千斤算，一斤八毛錢，拋去成本，頂多能賣到六百塊錢，六萬塊錢是一百年的收入。這種賠償你不滿足還要怎麼樣？誰能活到一百年，而這一百年你還在幹活呀？有二十畝地就是百萬富翁，還要用這種辦法來套取國家的賠償。
這也不能怪農民，自私是人的本性，我說，這種小聰明誰也會耍，跟職業身份沒關係。城市裡的人面對拆遷還不都是這樣？特別是城中村，你說要開發，恨不得把每一寸土地都變成房子，哪裡人也一樣。
也是，他說，什麼東西都要有個度，不把握好這個度，情理法上說不過去的話，再強硬的人也會吃虧的。修東面這條高速公路的時候，有人就不滿意，阻擋施工，工程拖了很長時間，問題得不到解決。施工方乾脆用黑社會的手段，把那個帶頭人的腿打斷，賠了幾十萬居然私了了，公安部門也沒追究雙方的責任。幾十萬的賠償，跟工程的耽誤的進度比較起來，是很合算的。老百姓是不同情那個打斷腿的人的。可見什麼時候還有一個公正的東西，只要公家給得很正常，大家都不要吃虧，什麼問題不能解決？
廣場北面，是一棟連一棟的大樓，全是各單位的辦公區，一家比一家氣派，一直延伸到最北面的消防隊。
這就是我們原任縣委書記的功勞，馬叔說，就是咱們參觀的那個梨博園也是他的傑作。他給我們貢獻了一座新城，還有一條非常寬敞的濱河路，跟那個小小的梨博園比起來，實在不算什麼。那是他交了的學費，畢竟他的貢獻要大得多。我估計可能他周圍缺少一個智囊團，而自己的部下，大家都明白，但誰也不會說的。這是我們幾千年的傳統：皇帝為什麼能被忽悠，就是因為部下不敢講真話。原來的辦公區實在是又老又舊，確實應該改變，還不如我們的農家小院，但現在好像也太大了，一個單位也沒有多少人，很多房子都空著，全是在浪費。
西面是一座醫院，醫院外面的巷子裡，兩邊都是平房，門口無一例外都擺著花圈，紙張和各種祭祀用品，給人一種陰森森的感覺。
你知道這條小巷叫什麼嗎？馬叔問我。
我哪知道，不就是賣死人用品嗎？好像裡邊還有棺材，我說。
對，我們當地人都把它叫做陰槽一條街：醫院是讓人活著，如果讓人活不了，過了牆就是另一個世界，就是人生的終點。生和死就隔著一堵牆，就這麼簡單。
他感慨地說，這讓我想起一件很有趣的事情。
死人還有什麼有趣的事？
我費解地問。
死的人是死的，但對活著的人來說，絕對是一件要緊的事情。當時人們很窮，棺材壽衣都是個大問題。有一個村裡的人，他很愛面子，想體面地給自己的父親做一身壽衣，但他又沒有錢。革委會副主任的父親去世了，他居然想到挖開墳墓去偷人家的壽衣，結果被當成現行反革命抓起來，判了五年徒刑，他說。
還有這種事？我驚訝地問，盜竊別人家的墳墓，怎麼跟現行反革命的聯繫起來？八竿子打不著的事！
那時候刑法不健全，也沒有什麼盜墓罪吧，現行反革命是一個萬能的虆兒，什麼東西都能往裡裝。人家是革命委員會副主任，著名的革命家，你把人家的墳墓挖了，那當然是反對革命，就是現行反革命了。
他似乎是勉強地說。
也許是吧，如果我是那時的法官，我可能也想不出能用什麼辦法來定他的罪名。
我由衷地說。
從中間的側路拐出去，就到了新建的濱河路，雙線四車道，非常寬敞。大貨車一輛接著一輛來來往往，一來就是一大串。濱河路旁邊，把河水用擋水板擋住，形成一個個人工湖泊，整個河道就像一座湖泊，河道兩旁，各建了一條景觀道，長長的仿石板路，一直通向兩面的遠方。每隔一段距離，就有一座跨河大橋，連接著河對岸的村子。青綠色的河面，映襯著藍天和兩邊發綠的樹木。河面上有一些水鳥在嬉戲著。河道兩旁的樹上有不少喜鵲和灰喜鵲，嘰嘰喳喳地叫著。空氣清新，幽靜溫馨，跟上邊往來穿梭的車輛，形成鮮明的對比。
我們漫步在景觀道上，看著眼前的美景，感覺到非常愜意。
馬叔指著我們的腳下說，在建這條濱河路之前，這裡全是垃圾污水，臭氣熏天。只有發洪水的時候，才能把這些垃圾沖走。周圍的人們，經常盼望著就是夏天到來，等夏天來的山洪，不然就要在這種臭氣熏天的環境中生活。現在這麼好的環境，誰也捨不得往裡邊扔東西了，污水也有專用的管道，一直延伸到城外的污水處理廠。全城的污水都進不了河裡，這是對我們全縣人最大的貢獻。他走後留下了讚美無數。實實在在的政績，根本不用宣傳，老百姓就會自然而然地去宣傳的。
你知道嗎？他指著指濱河路和國道之間的十字路口的紅綠燈說，這盞路燈是用三條人命換來的，這在你們大都市恐怕是聞所未聞的吧？
我吃驚地睜大了眼睛，有那麼嚴重嗎？我不相信地說。
真的，他說，濱河路修得非常寬敞，完全是從河道里墊起來的，被人們目為奇蹟，來往車輛暢行無阻。但配套設施卻沒有跟上，整個縣城從來沒有過紅綠燈，人們出行也沒有什麼綠燈行紅燈停的概念。這麼大的公路上，人流密集的十字路口，卻忘了安裝紅綠燈。三個小年輕人騎著摩托車經過十字路口的時候，被一輛路過的大挂車撞得血肉模糊。管理部門這才想起這裡應該安裝紅綠燈的。所以說，這盞紅綠燈是用三條人命換來的。足以說明，我們不管經濟上落後，觀念上落後，在管理上也同樣是落後的。可現在你看，幾乎每個路口都有紅綠燈。這恐怕也是一個巨大的變化吧？
我前後左右看看，還真如他說的那樣，確實是變化很大。
不知不覺中，我們從南到北，整整的轉了一圈，幾乎把整個城都走完了。我們沿著濱河路一直往南走，眼前是一幢幢的高樓。
馬叔指著那些高樓說，這是濱河路的副產品。原來這一塊都是居民區，濱河路一建，把整個居民區都擋在下邊，濱河路就在他們的頭上，一下就成了棚戶區。國家進行棚戶區改造，很快就變成了我們縣最高檔的小區。別處的房價僅僅兩千塊錢，有的只有一千多，而這裡的樓盤每平米居然達到三千八，就是這樣也是供不應求，全讓有錢人和年輕人買去了。
我們走下濱河路，走到小區前邊的街道上，前邊是另一座小區，也是幾十層的高檔小區。
這裡的地方，想起來都讓人後怕，可現在這裡建的房子，就是供不應求的。
馬叔指著一幢一幢的高樓說。
有什麼怕的？你別嚇唬我吧。
我衝著馬叔說。
還真不是嚇唬你。我們這裡有一個非常著名的詞，只有我們這裡特有，叫「出西門」，是闂人的話。如果有人說讓誰出西門，那就意味著是死囚犯人，是要被殺頭的。這裡是自古以來的一個刑場。當然也不是專門的刑場，只是一個河灘。因為離市城中心遠，就成了專門殺人的地方。所有的死囚都是在這裡被砍頭的，都叫出西門。以前被判了死刑的犯人，要從北街的監獄裡邊拉出來，經過西街，一直走到這裡，被執行死刑。這就形成一個風俗，凡是辦喜事的車隊，絕對不走西街，這種風俗直到現在還盛行。因為那是不吉利的，但是大家似乎忘了，殺人的刑場更不吉利。但大家還是擠破頭的去買這裡的房子。可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，風俗習慣和意識形態，也一定要讓位於實際應用。當剛需大於意識形態的時候，意識形態就變得一文不值了。可見現在城市的擴張是多麼的瘋狂。只要是城中村的土地，不光過去是什麼樣的用處，現在全成了黃金土地，沒有人想起這是一個曾經血淋淋的人頭落地的地方，卻停滿了小車，裝上了電梯。
他像一個哲學家似地說。
不過，他說，這裡的房子跟我們剛才路過的那個小區的房子還是有區別的。這裡原來是耕地，而且還是水澆地。那個書記神通廣大，也辦不下產權證，只能給大家辦得是小產權證。而那個棚戶區改造的是大產權證，也就是我們說的大紅本的。所以這兩家的房價是不一樣的。不過在我看來，兩個小區都在中心地段，小產權也是產權，不可能把這麼大的小區，平白無故就拆掉了。像這樣的小區，我們這裡有六七個，無疑是提升城市品位的一個最重要的東西。一個城市沒有高樓大廈，好像就不像一個城市的樣子。當然也提升了人們的願望，給大家互相攀比和誇耀，提供了一個平台和依據。
我們說著，走進了小區中間的步行街。街道不長，但兩旁店鋪林立，從衣食住行，到各種服務都有。穿過步行街，眼前豁然開朗，怎麼這麼熟悉呀？我仔細一想，這不是我剛來的時候打聽他的農貿市場嗎？
馬叔說，咱爺倆就是在這兒見的面，現在我們又來到初次見面的地點，真是緣分啊。
說著，我們倆都大笑起來。
好了，他說，我們這座小縣城的過去和現在，全給你講完了，優點缺點，成功失敗，好的壞的，民間的官方的，也只能給你提供這麼多了。不過，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沒有去。
什麼地方？我問他。
火車站，他說，你不看看公交車上寫的嗎？幾乎每一輛車都有一個火車站，那是公交車的終點站，也是火車的始發站。從前我們這裡的人說，我們這裡可能通火車，都會被人闂一頓，說他完全是做夢。現在夢想真的成真了，咱們看看去吧。
好吧，我說，最後一站火車站見。
不過，那地方有點遠了，我們開車去吧。
我們從農貿市場逛上來，逛到南街我們停車的地方。我們開上車，有十幾分鐘便到了郊區的火車站。
我們把汽車停在停車場，步行上了一條不太長的坡，便到了火車站前邊的一個小廣場。車站不大，有一個不太大的候車室，客運車還沒有通車，門也鎖著。我們站到側面的一個高台上，看見一輛長長的運煤車，像一條鋼鐵巨人，從軌道上緩緩地駛過來，鳴了幾聲汽笛，駛向遠方。
馬叔說，這實際上是一條運煤專線，主要運從陝西過來的煤。終點在山東日照，然後通過航運出口。客運只是捎帶，離省城太遠，基本沒有多大價值。將來就是客運車通了，到山東陝西比較方便，到省城還是要走國道和高速公路的。但畢竟我們這兒的小小山區也通了火車，這是我們全縣人最自豪的事情。
我望著通向遠處的這條鋼鐵巨人，看到了這個小縣城巨大的變化。這種翻天覆地的變化，絕不是幾個跳樑小丑能否定得了的；螳臂擋車，是絕對不會阻擋歷史車輪滾滾的洪流的。歷史的車輪一定會沿著這已經制定好的正確的軌道，走向遙遠的遠方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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